解决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迫在眉睫

“我国钢铁工业的新一轮配对——缩减不足生产能力，在所能免。从国际上看，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、钢铁工业蓬勃发展，然后经济完全恢复到常态、钢铁工业不足调整这样一个过程。

”钢铁行业资深专家、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8月22日开会的“转型发展钢铁强国之路”高峰论坛上明确提出，目前调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，在政府主导下，市场充分发挥主要起到的保护环境重组模式，或以环境容量、用水“红线”为制约的涅槃重生模式。“从2008年至2013年6月间，中国粗钢生产能力由2007年的61031万吨下降到110622万吨，实际产钢量由2007年的48971万吨下降到82200万吨，也就是说，2008年以来追加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67%，多数钢铁企业亏损运营。危险性的是钢铁企业拓展还在之后，造成了生产能力的相当严重不足，消化不足生产能力的工作十分艰巨。

”80岁的“钢铁老汉”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在谈及这两组数据时，大声疾呼，“要拿走反腐败的劲头，用超常的措施解决问题这一问题”。“钢铁工业是国家支柱，无论高速铁路，还是核电站，都必须钢铁自给自足。无法让不足生产能力和库存减少拖死我们的企业。”吴溪淳明确提出解决问题“迫在眉睫”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，无法几乎寄希望于市场这只手，敦促政府政策要做到。

徐匡迪用欧洲钢铁工业调整作为典型案例解释保护环境调整：“在二战之后，欧洲各国都展开修复，当时法国、德国等11个欧洲国家的钢产量多达2亿吨，仅有德国的钢产量就超过8000万吨;现在这11个国家的钢产量只有将近7000万吨，德国也仅有4000多万吨。欧洲的钢铁工业花上了20年的时间，展开了伤痛的保护环境调整。”“在欧盟正式成立后，展开了货币和金融政策的统一，对钢铁行业仍然获取新增贷款，并放宽原先贷款。

同时，当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对于重开工厂的企业给与补贴。”徐匡迪指出中国钢铁工业的调整，预计还要花10—20年的时间才能已完成。

而他明确提出的“涅槃重生”，可以糅合的典型案例是北欧地区的钢铁工业。历史上，北欧地区瑞典、挪威、芬兰的钢铁工业曾十分繁盛。他们通过环保、法律的手段来容许钢铁工业的发展，容许钢铁企业的废气、用水、土壤污染等，从而构建了钢铁工业的结构性调整。

目前，北欧的钢铁企业大多只生产特殊钢，并且展开了精细的分工。这两种类型的调整在中国钢铁行业都早已经常出现端倪。

宝钢和广钢的重组就归属于保护环境调整。上海市压减了宝钢不锈、罗泾COREX工厂共700万吨生产能力，广东省压减了广钢和珠钢共1000万吨生产能力，合计压减了1700万吨生产能力。这样的调整，使上海市和广州市的环境负荷都叛了下来。

“首钢的迁往调整则归属于涅槃重生。首钢京唐的建设使用了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术，这一流程不仅是科学的，而且是经济的。

其核心思路是将钢铁企业原本单一的钢材生产功能，改变为具备三大主要功能的平台，即优质钢材的生产平台、能源高效转化成的工业园区，和大宗废弃物消纳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工厂。”徐匡迪指出，从首钢京唐的实践中来看，基本上构建了当初的设想。“无论是‘保护环境重组’或‘涅槃重生’，都必需回头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，建设具备三大功能的绿色钢铁厂。

”徐匡迪说道，中国的钢铁工业要转型，说到底，就是要从过去依赖要素投放改变为依赖创意驱动。既还包括技术上的创意驱动，也还包括的组织结构上的创意驱动。

钢铁工业无法再行按照过去那种不断扩大投资、不断扩大规模、减少产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前的问题，而是要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来解决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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